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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丨寻找我父亲3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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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NicholasCasey

30天过去了,他没有打来电话。在加利福尼亚州那个炎热的秋天,我一直在小溪里摸鱼捉虫,而我母亲则在拖车里忙着钩织毯子,好赶在天气变冷之前完成。以前父亲总是几个月来一次,所以当一年过去之后,我们估计他一出狱就出海去了。过了两年,我母亲改了说法:他还被关在监狱里,刑期不像他想得那样短。

但不管父亲是不是和我们在一起,我母亲似乎决意要把他的印记留在我的童年里。父亲最后有一次来探望,要求看看我在哪里上学。她取下一张在操场上拍摄的全班照片。“除了尼古拉斯,这张照片里没有黑人孩子。”父亲丢下照片说,“如果你把他送到这种装模作样的学校,他就会忘记他是谁,害怕他自己的人。”

我母亲提醒他,当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马尼拉那样的地方过他的日子时,是她选择了抚养我。但是她又一想,觉得父亲可能是对的。虽然我是由一个白人女子抚养,上了一所白人学校,但在美国人眼中,我永远不会是白人。那天下午,父亲的话似乎动摇了她坚定的母性。在她姐姐死于服药过量后没多久,有一天我母亲说她将永远带我离开那所学校。

我们开着大众汽车来到新学校面前,发现它一边被高高的栅栏挡着。和我一样,学生们都是黑人,老师们也是黑人。但是,这所学校生来就是美国黑人的严酷现实写照: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帕洛阿尔托的一个区,年,这个小镇因人均谋杀率居美国之首而上了全国的头条新闻。一个瘦削的四年级学生咧着大嘴走到我们面前,说他叫普林斯顿。他说:“别担心,我们会照顾他。”我母亲吻了我一下就走了。

学校里许多学生的父亲都不见了,他们早早就放弃了寻找。我母亲的存在让我显得与众不同。一个同学总是唠叨一个从家里学到的词,告诉我说我母亲得了“丛林热”,因为她是那种喜欢男黑人的女白人。“你为什么说话像个白人男孩一样?”有人问我。这些或许看起来不过是校园里的小打小闹,但当时感觉像是没完没了的战斗。我在不断退却中束缚了自己。在白人学校,我喜欢踢足球,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但现在只有篮球场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投篮。我试了几次,招来狂笑,他们再一次说我“太白了”。从那以后我一生未再做过运动。我被打上书呆子标签,退缩到书的世界里。

即使我用了中间名“温伯利”也没什么帮助。一个欺负我的大孩子也常挨他的父母揍,说:“这是个愚蠢的名字。谁他妈会那么叫?”温伯利来自我父亲的家庭,尽管这个名字可能很奇怪,但我母亲希望我也有这个名字。但他现在身在何处?他连信都不给我们写了。我想如果他能来看我,在下午把我从学校接出去,也许其他孩子会发现我和他们一样,而不是来路不明。

有一天,一本天文学书籍从我书包里掉出来,我正要捡起来,一个恶霸把我的头撞向浴室的墙面。我告诉了母亲,她非常平静,让我指出是谁。第二天,她在一个饮水处找到他,把他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告诉他如果再碰我,她就会抓住他揍他一顿,不让别人看见,也不留下伤痕,这样也不会有大人相信她会动手打他。从那时起,恶霸就孤立我。

但是一名白人妇女威胁一名不属于她的黑小孩还是被人看在了眼里,尤其是我的同学,他们都躲开她。学校里有一位负责项目的天主教修女看到这样不起作用。我之前把受孤立的时间用来读高年级的数学和历史课本,学校让我跳了一年级。现在老师们都说让我跳级到高中。我当时只有12岁。格奥尔基修女的解决办法不一样:她提出我可以从一所名叫门洛的私立学校获得奖学金。她警告说适应门洛学校可能不容易,因为听起来这所学校比母亲以前让我上的那个更白更富。但我并不在意:这次不成功的经历教给了我黑人是怎么回事,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我父亲离开已经五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项“三振出局”法,对全州三次犯有重罪者处以终身监禁。我的母亲重新拾起计算机本领,开始利用余暇在监狱数据库中搜索他的名字。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提起他的全名:尼古拉斯·温伯利-奥尔特加。我知道奥尔特加是一个拉美裔的名字。在电视广告上总看到,印在一款墨西哥调味汁上。这似乎与我没什么关系。但我母亲暗示我可能是拉丁裔。她简称我为“尼科”,并且还用“米佐”称呼过我——这是“我儿子”的缩略西班牙语,我们拖车旁边的墨西哥家庭对此颇感意外。有一天我问起这个问题。她解释说,她怀念30多岁时在波多黎各的日子,但是也有我父亲家族的原因。她记得他说自己从古巴来到美国。她说,在古巴,你可能既是拉丁人,又是黑人。

门洛学校成了我的第一个知识避难所。在那里我突然阅读到莎士比亚的作品,还背着小提琴去学校学习演奏。有四门外语课可以学,学哪门外语不是问题——第一年我注册了西班牙语,这是基于我父亲显露出的身份背景。我们在下午上课,研究像“有”这样难以驾驭的不规则动词,或者语言如何区分宇宙中的阴性和阳性物体。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巴勃罗·聂鲁达的诗。

一天,校园传出消息说门洛合唱团获准飞往古巴,在那年春天要举办一系列音乐会。不久,合唱团团长乔丹夫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我上过她的音乐理论课,也一直和她及学生小组一起学习创作室内乐。在那一年的小型演奏中,她帮助记录了一些我创作的作品。我认为她召我去与此有关。

“你是男高音吗?”她问道。我告诉她我不能唱歌。她说,每个人都可以唱歌。一阵沉默。我以为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在这所学校,每个人的家庭似乎都很完美,所以我很少提到我的家。乔丹夫人抬头看我。她说我有古巴血统,会说西班牙语;我应该加入这次旅行。由于美国对古巴一直实行禁运,谁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再有机会?她说:“你无需担心旅行费用。你可以做我们的翻译。”

我们从哈瓦那到了猪湾,然后又到了特立尼达。这是一个位于山脚下的古老殖民城镇,有一座钟楼,到处是鹅卵石。我坐在大巴前面的座位,一边跟着带来的贝多芬弦乐四重奏CD哼唱,一边看着飞驰而过的风景。合唱团在大巴后面排练。

那时候我的西班牙语没什么进步,只有从教科书中拼接的词语,对我来说,古巴口音和法国口音都一个样。但是当合唱团的听众发现其中一名美国人会用西班牙语做介绍时,发出热烈欢呼。西恩富戈斯城音乐厅里又湿又热,挤满了古巴人。我站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他就是我们的人!”有人用西班牙语喊叫,“看看这个男孩!”

在回国后的几天里,我意识到父亲的失踪对我而言损失巨大。在哈瓦那的街道上,有像我父亲一样的黑人男子,有和我一样肤色浅褐色的青少年。他们可能是我本该知道的远房亲戚,但我父亲除了姓氏之外没留下任何痕迹,我永远也无法把他们从加勒比的陌生人中分辨出来。我母亲说,父亲曾经找过“他所有的孩子都有”的胎记。那么,这些兄弟姐妹在哪里?他们现在多大了?

“我父亲到底有多大年龄?”我问。

我母亲说她不确定。他比她大。

没有出生日期的话她如何一直在监狱记录中寻找这个男人?我执意要知道更多细节。但是,好奇地听他讲冒险经历的童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我16岁了,这个男人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出走了一半时间。

我母亲尽可能告诉我她记得的事,他在来访时提到的那些事情。似乎倾尽全部,仓促而不可靠,她最先回忆的那些细节最难以置信,毫无用处。她说,他在亚利桑那州的某个地方长大,但在纳瓦霍土地上发迹。他混着一个帮派。这些我以前听过很多,几乎信以为真。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可以分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事实就是,他失踪了,我母亲没有任何答复。我是唯一把这当回事儿的人吗?我母亲转移了话题,我让她打住。

“你总该知道他的名字吧?”我问。

“尼古拉斯·温伯利-奥尔特加。”她几乎哭喊出来。

“温伯利?”我拖着长音愤怒地说出这名字,“我连这个都不太信。我从没见过有比我名字还荒谬的人。”

我知道把愤怒发泄在抚养我的这个女人身上是不公平的。这愤怒应该发泄在那个失踪的男人身上。但很快又来了一个与父亲遭遇的机会。我很少再去想他的海上生活,但到我上大学,航海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三年级时参加了一位人类学家关于波利尼西亚探险的讲座。这位教授解释说,太平洋上的几乎每一座岛屿都是乘坐独木舟的人发现的,在没有使用指南针的情况下。这位教授展示出一幅图片——“胡克拉”,即仿照古代独木舟建造的现代独木舟。他说,至今还有波利尼西亚人知道这些古老的方式。

在参加讲座的那几个月内,我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内容。经过这次探寻,我主修了人类学,后来获得研究经费去太平洋——我去了关岛和一个名叫雅浦的群岛。我研究一项航海家生活的荣誉课程。这些人出海靠独木舟和固定桨,并以石制币进行交易。但他们开玩笑和喝起酒来,让我瞬间想到父亲。

一天夜里我外出调研回来后,在和两位舍友合住的大学宿舍里睡着了。我几乎从来没有在梦中见到过我父亲,但我总发誓要在下一次梦中见到,我会立刻在梦中认出他。那天晚上,他突然出现在那里。我不记得我对他说了什么,但我颤抖着醒来。我记得他没有脸。这些年来,我都想不起来他的睑。我在对一个没有脸孔的人大喊大叫。

毕业后,我决定当记者。我不确定我母亲以前有没有料到。我记得小时候看到的唯一报纸,是她为看电视预告买的《旧金山纪事报》星期日版,还能剪上面的优惠券。但是这报纸有国际版,由外国记者撰稿。这好像是开始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她明白我必须离开。她也知道,这意味着她不再是只等父亲一人的电话,她现在也等我的。

23岁时我被《华尔街日报》聘用,两年后被派驻墨西哥城分社。那时,拉美不仅是我讲第二语言的地方——除了古典音乐,我最着迷的就是它了。加勒比地区归墨西哥分社负责,我随时有由头前往那里工作。也是在墨西哥分社,我第一次认识了一位古巴裔美国人,名叫何塞·德科尔多瓦的资深记者,我们两个的办公桌在办公室阁楼里面对面。德科尔多瓦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传奇,他是在纽约街头长大的拉丁裔版格雷厄姆·格林。古巴革命时,他还是个孩子,随家人逃离古巴。

一个名字把我和这个岛屿联系在一起,但这似乎对他或其他任何人都不重要。在美国,你的身份总是在你的皮肤上,我从来没有完全适应作为白人或黑人的身份。但在这里,我开始有了感觉,像回到家一样。

我总是努力把自己的故事向别人讲明白。这些故事因贫困或父亲的缺席或没有一条线索或结论而让我感到尴尬。讲述别人的故事来得更容易。我喜欢雨季,雷雨云积聚在墨西哥城上空,下午就会一倾而尽,把首都洗得格外干净。我坐在阁楼里,试图将某人的生活压缩成报纸的一篇小传。德科尔多瓦会在对面桌子上撰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生平,那是自上世纪90年代动笔以来他最喜爱的工作,充满历年各种各样的轶事。

我把一张大大的加勒比海国家地理地图挂在办公桌上方,抬头看去,古巴靠近中央。地图绘制者不仅标注了海湾和首府城市,还标注了海上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阿波罗9号飞船坠落的地方和哥伦布看到大陆的地方。我喜欢这一点。我内心的浪漫也让我想把它看成是我自己生活事件的地图。在海地,我报道了一场席卷该国大部分地区的地震;在牙买加,我目击政府围攻金斯顿部分地区,试图抓获一名毒枭;在波多黎各的别克斯岛,我和三个朋友在海浪中度过了一个漫长下午,分享一瓶热朗姆酒。

朗姆酒使我想起了我父亲。在遇见他之前的几年里,我母亲工作的酒吧离那海滩很近。我去那里时,半醉着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在什么地方。手机信号很弱,中断了好几次,但我能听出,对年轻时光的怀恋涌上她心头。突然之间,数十年离我们远去。她将近70岁了,我们俩都认识到时间已逝。

到结束墨西哥的任期时,我已经攒下足够给母亲买房子的钱。我们俩知道她不能在拖车里度过余生。我的祖母前年去世了。亲戚就剩下两个侄女和一个侄子,我母亲在姐姐死后基本上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我们在表亲住的内华达山麓小镇附近找到了一处待售之地。这是一栋绿白相间的房子,有三间卧室和一个封闭起来的门廊,主人说这是在淘金热之后建造的。我部分希望,在山间我母亲和表亲能找到某种我从未有过的居家生活。我们以16,美元的价格把拖车卖给了一家四口,他们一直住在街对面的一辆面包车里。我们把母亲一生的财产打包交付搬家公司,穿过海湾,向大山进发。

我们的电话号码一直未变。我们一直住在同一个房车营地,沿同一条高速公路来回行驶,停在同一条小溪后面的35号车位。我们在那里等了20年。

她说:“你知道如果他来了,他再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我们了。”

在30多岁的时候,我成为《纽约时报》安第斯分社社长,负责报道南美的大片地区。3月的一天,我前往哥伦比亚丛林中的一个游击队营地,采访武装反叛政府的队伍。天气又热又燥,疲惫的战士宰杀了一头牛,然后分割牛肉准备午饭。

年纪较大的游击队员特奥菲洛·潘克拉斯塔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来我告诉他,我父亲是古巴人,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指着贝雷帽上的红星,试图回忆起一首古巴革命歌曲。

“你父亲现在在哪里?”潘克拉斯塔问道。

“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已经死了。”

话一出口,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知道我父亲比我母亲年长,可能比母亲大10岁,但我从未真把多年来的想法说出来。我猜没有人能在监狱里活到那个年龄,如果能成功逃脱,几年前他就会来找我们。

母亲已经开始了新生活。但是父亲不会回来的念头让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我注意到朋友们贴出了新的侄儿侄女的照片。他们去参加了家庭聚会。我母亲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令我不安。她仍然会坐在那里编织毛线。我把父亲缺席主要归咎于她,认为她需要把父亲带回来。

我33岁生日那天,电话响了。是我母亲祝我生日快乐。她想了想送我的礼物,决定送我祖先测试,并将一份送到我在哥伦比亚的住址。她很抱歉对我父亲发生了什么事她知道得不多,但这礼物至少会让我知道我是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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